成都人杰地灵，唐时就有很多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市井风物。杜甫在成都的行游中体察民情、了解民风民俗，并从中获得诗歌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杜甫避乱流落成都，获得亲朋的真切关心，草堂就是在表弟和友人的帮助下建成的。成都老友中，与他感情最深的要算成都尹严武。

　　凭吊武侯 登临青城

　　成都人杰地灵，物产丰富，唐时就有很多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市井风物可行游参观。杜甫在成都的行游中体察民情、了解民风民俗，并从中获得诗歌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成都的嘉鱼、郫筒酒、大邑瓷、樱桃等，都给诗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将赴成都草堂，途中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诗人品尝鲜美嘉鱼，畅饮郫筒美酒。“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写大邑瓷的品质、感官之美。成都樱桃“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野人送朱樱》），更令诗人惊讶。

　　诗人参观过当时立于成都的石笋、石犀，心有所感，作《石笋行》《石犀行》托讽时政。对石笋、石犀的民间传说，杜甫表明了自己的严谨科学观点。石笋的传说是：“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诗人观点则为：“恐是昔时卿相墓，立石为表今仍存”。石犀传说：因有石犀镇水怪，“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滥不近张仪楼。”诗人观点：“先王作法皆正道，”“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

　　成都近郊及周边名山古迹甚多，也许是为战乱所阻，为生计所限，为心情所困，杜甫诗作中，只在青城山、武担山、琴台、武侯祠等近郊景点留有游览足迹。杜甫去武侯祠凭吊，诸葛亮终未成就大业的不幸，暗合了诗人政治上的倾慕和抱负不能实现的悲凉心境。“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浓缩了诸葛亮的君臣际遇、忠心、人品和不幸，令人感慨万端。末两句更引起千载英雄和事业未竟者共鸣。上青城山游览，诗人的心情又大不一样：“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丈人山》），青城山风景佳妙幽美，诗人心情为之开阔，脱口赞美道：“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

　　亲戚朋友 援建草堂

　　杜甫避乱成都，这位背井离乡的寒士，在成都获得了朋友和亲人的真切关心和帮助。

　　杜甫初建草堂时，多得亲友资助，他的排行十五、官任司马的王姓表弟也携带银两出城相赠：“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表弟之外的其他亲人因战乱而长期分散，音讯阻隔，但杜甫对亲人的思念并没有衰减。《恨别》中“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将这种情感表现得情深意切。《天边行》“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更写出思亲的无助和沉痛。

　　杜甫在成都的朋友很多，他成都诗作所涉就有20多人。这些友人在生活上关照、关心他，在艺术创作和思想情感上与之唱和交流。草堂的修建，除表弟出资，还有很多朋友援助。“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指时任成都尹的裴冕为草堂选址；他向萧实“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君家白碗胜双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再《诣徐卿觅果栽》“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可以说，没有朋友相助，就没有草堂的建成。

　　成都朋友中，感情最深的要算严武了。761年冬末，严武任成都尹，来成都不久即作《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表达对好友的关心。杜甫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中赞美严武的政绩，在严武调任还朝时作《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并送友至绵州，再送30里到奉济驿才别，留下了深情的“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举，昨夜月通行。”（《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此后，军阀作乱，诗人流落梓州一带一年多。等到严武重镇成都，数次传书相邀，杜甫赴成都途中作组诗《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公五首》致意。“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其一）表达回成都的原因；“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其四）则含有仰仗老友关照之意。回成都后，严武荐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节度使参谋。杜甫曾数次婉拒老友入幕的邀请，此番入幕严府，为了报答老友多年的相知关照。但“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的幕僚生活，加上与其他幕僚意见不合，半年后于764年正月辞官重回草堂。四月，严武突然病逝，杜甫痛失好友，也失去在成都生活的依凭。五月，杜甫写下“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去蜀》），悲凉地告别草堂离开成都。（肖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