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中国历史上短暂而辉煌的时期,四川是三国重要的活动舞台。但四川盆地内被确认为三国时期的出土文物并不多,只有郫县出土的蜀汉铜弩机、威远县出土的蜀汉铜钱、大邑三国画像砖墓、忠县蜀汉崖墓等几组,因而在三国研究中就显得更为珍贵。本文拟就四川出土的一些三国时期的画像和佛像,谈谈它们的价值和社会意义。

　　一、大邑三国墓等处出土的“天门”画像砖

　　画像砖是四川代表性的文物。它盛行于东汉中晚期,可延伸到南北朝,主要出现在川西平原附近的砖室墓中,个别崖墓中也出有画像砖[1]。它是一种方形、长方形的模制浮雕砖画,既可单独成图,又能组合排列在墓壁中构成完整的组画。

　　画像砖在墓中的排列与组合是有规律的,是按建造者的主观愿望来挑选安排的。当时人们企望死后能升天成仙到天国继续享受美好生活,所以他们将墓室布置成一个理想中的天国图景[2]。

　　大邑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墓位于董场乡古铁溪一级台地上,北距大邑县城20公里,古为江源县地。该墓为长方形单室,较为简单。墓中出土有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及魏明帝时期(227～239年)所铸“五铢”钱共十枚,可知此墓时代为三国时期。该墓现存画像砖28方(按西壁排列17方对应计算,全墓应有画像砖34方),内容多为神话题材,包括天仓迎谒画像砖2方、天阙画像砖2方、车骑升仙画像砖4方、建木画像砖(伏羲女娲日月神画像砖)4方、六博舞乐画像砖3方,以及西王母画像砖、建木画像砖、方相画像砖等八种。砖的大小以宽52、高38厘米的长方形为主,介于成都型方砖和广汉型长方砖之间。另外还有几方宽34、高39厘米左右的竖长方形砖。技法全部采用单线阳刻,线条清晰流畅,每幅画上内容繁多,主次分明。它们既保持了东汉画像砖的基本作风,又在型制、内容、技法、组合排列上表现出明显的新的时代特征[3]。画像砖排列大体上是五方砖为一组,第一组画面依次为迎谒、天阙、车骑、建木、六博舞乐。后几组排列少了迎谒、天阙等内容,相应增加了西王母、方相、仙人骑等画面,是研究三国时期社会文化的珍贵资料。

　　现将八类画像砖分别考释如下。

　　迎谒及天仓画像砖(图一),画面用线条勾勒,中部一形体高大的官吏,头上戴冠,身着宽袖长服,腰间束带,腰悬挂一环柄刀,双手捧盾,躬身作迎谒状。该砖嵌砌在近墓门处第一方,其后是天阙画像砖,可见此人应是在天门前迎候来者的官吏。该画像砖右下角为一重檐歇山顶的仓房,仓房由台基、仓体、天窗、屋顶等部分构成。据同墓所出的另一方残砖可知,在“迎谒者”与仓房之间,有一行隶书榜题,曰:“食天仓”。砖面右上角,有一只飞翔的凤鸟。

　　画像砖上的仓房,应是天国的粮仓,它是仿照人间粮库构思的。《吕氏春秋·仲秋》:“修仓”。高诱注:“圆曰,方曰仓”。《汉书·高帝纪》曰:“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汉代指国家官仓粮库为“太仓”。简阳石棺粮仓画像旁有“大苍”榜题,“大仓”通“太仓”,指的是天国粮库。这方画像砖是以迎谒来者的官吏为主体,并用背景的方式表现可供升天之人饮食的“天仓”景象。

　　“天阙”画像砖(图二),砖面两侧对称矗立着双阙,阙身由下往上内收呈梯形,有两层屋顶,下大上小,形成两层可登临远望的房屋,两阙外侧各附一子阙,子阙形制结构与主阙大体相同,有一层屋顶。

　　双阙正面各有一人执戟躬身而立。《楚辞·离骚》曰:“吾令帝阍开关兮,侍阊阖而望予”。王逸注云:“帝谓天帝。阍,主门者也。阊阖,天门也。”该阙正面两个执戟而立者为守卫天门的门吏。　　

　　双阙之间,上部有一人首鸟身正面羽人像,羽人头上戴冠,胸腹部一圆轮,轮中一金乌,是太阳的象征。下部一人作弓箭步,双手托头部,圆头上长有两长耳,似兔,是月亮的象征。

　　“天阙”画像砖上散布有六颗星星,上下四星“两两而居”,左右两星相对。有研究者认为这六颗星星叫三台六星,属紫微垣。

　　车骑升仙画像砖(图三),画面用线条勾勒,画像砖上部一骑吏策马飞奔,一执戟侍从急步前行,后一马驾一有盖轺车,车上乘坐二人,左为御者,右为主人。画像砖的下部一昂首翘尾飞奔的白虎,白虎头上长角,肩部长翼,四肢腿部长有仙羽。轺车前有一颗光芒四射的星星,说明车骑、白虎均是在天空中行走,是一幅升仙图。

　　伏羲女娲及神树画像砖(图四),全砖用线条勾画图像,下半部为伏羲女娲画像,人首蛇躯,肩生羽翼,两尾缠绕。伏羲女娲左右对称,伏羲头戴三尖冠,左手持一物,右手扬长巾,女娲梳髻,右手举物,左手扬巾。两神间平排三颗星辰,表示天庭。《玄中记》云:“伏羲龙身,女娲蛇躯,”这一传说在画像砖上得到生动具体的表现。

　　画像砖上部中间是一有仙羽的神人,神人两臂向两侧平伸,两腿作弓箭步,头圆,招风耳,头上长出一棵高大的神树。神人左右各有一兽首人身的神兽持巾相向而舞,右者兔首,左者像蟾蜍头。

　　神人头上长出的神树,可能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可上天通神的“天梯”之一———建木,《淮南子·坠形训》曰:“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图像中的神树也可能是“扶桑树”,古代传说中的扶桑树,“有十日所居,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4],扶桑树是太阳栖居之所,扶桑树在此象征太阳。围绕扶桑树舞蹈的是玉兔、蟾蜍,它们是月亮的象征。此画像砖有伏羲女娲阴阳相配和日月二神的内容,统称为伏羲女娲、神树画像砖为宜。

　　西王母画像砖(图五),图像完全用线条勾勒。画面上部正中西王母蓬发戴胜笼袖坐于龙虎座上,西王母肩生羽翼。龙虎座的龙在右,头上长角,虎在左,肩生羽翼,龙虎皆张牙舞爪。西王母的头部左右由龙虎座长出一圆盘状植物,据《山海经·西次三经》记载:“昆仑之丘……有草焉,名曰草,其状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劳。”草能消除疲劳。砖面上部左右两侧各一梳髻着长服女子,肩生羽翼,左者执嘉禾,右者捧灵芝。西王母龙虎座前有一长方形食案,案上置一鼎,案旁还有一樽。

　　画像砖下半部分右边是九尾狐,长长的九岐尾,肩部长有羽翼。左边一天鹿作昂首奔跑状,天鹿头长树枝状的角,生有羽翼。《汉书·西域传》载:“乌弋地……有桃拔,”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天鹿也称天禄,天禄辟邪皆属神兽,能祓除不祥。画像砖中部一头戴高冠身着宽袖长服者,左手执“节”,右手持笏作乞讨状,其右一有双角蟾蜍作给予状。砖下边有一三足神鸟和一有翼仙兔,砖下角还有一有翼仙兔作捣药状。整个砖面上还散刻有四株灵芝和一株嘉禾。古人视灵芝嘉禾为瑞草神物,魏曹植《灵芝篇》曰:“灵芝生天地,朱草被洛宾;荣华相晃耀,光彩焕若神。”《白虎通·封禅》也有“德至地则嘉禾生”的记述,灵芝嘉禾与西王母拥有不死之药的传说是紧密联系的。

　　这方西王母画像砖人物和仙禽仙兽众多,内容复杂,但其中心思想是人们为求长生成仙,到西王母处乞求长生之仙药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方相氏画像砖(图六),图上一人,头上长角,臀部长尾,腰间束带,身披仙羽,腿作马步状。该人右手持盾,左手持长剑,他是汉代人们用来驱疫逐鬼的方相氏。方相氏是由人装扮的,每逢阴历十二月初八的前一天晚上,在皇帝的宫殿里总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打鬼仪式,称为“大傩”。《周礼·夏官·方相氏》说:“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百隶而时傩,索室逐疫。”民间也盛行这种打鬼活动,方相氏逐渐演变成驱疫逐鬼之神,专门打鬼。在墓室内嵌砌方相氏画像砖,就是为了驱逐疫鬼恶鬼对墓主人灵魂的骚扰。

　　仙人骑马画像砖(图七),该砖用线条描绘出一骑马裸人,裸人头长双角,有生仙羽,右手紧勒马缰,左手持嘉禾。马作张口甩蹄狂奔状。图中所示裸人应是仙人,凡仙人都具有在天上飘游翱翔的本领,凡人飞天成仙,无论是靠仙禽神兽运载,还是自我修炼飞升,势必身上都要长出仙羽或翅膀,像鸟类那样飞升入天,才能在天上自由往来。在汉代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等汉画像上随处可见长着翅膀或羽毛的仙人。

　　六博舞乐画像砖(图八),上部中间设局,枰上六箸,两头戴高冠着宽袖长服者对奕,二人身后各有一观赏者。砖的下部为舞乐百戏,左边有一人抚琴一人吹排箫,其前两赤膊椎髻者,一人跳丸,另一人右手举鼗鼓,左膊弄瓶。左下角二人蹁跹起舞,其下有一人表演“七盘舞”。表现的是墓主人升天后继续享受的美好生活。　

　　四川地区画像砖的时代有些延续到了六朝时期,以四川省博物馆在彭州收集的十二方正面和右端面均有模印的阳纹线刻画的长方形画像砖为代表,内容有甲骑具装骑吏、武士、乐舞、横吹、长檐牛车、骆驼等[5]。这些画像砖保留了汉代画像砖一砖一画和模印的制作方法,但规格、风格及在墓中的位置、拼装方法等与上述三期画像砖有显著的不同。砖一般为宽31,高17,厚6.5厘米,比汉代的画像砖要小很多。砖的正面和右端面都有画面,可以横竖相间拼成较大的画面,这些特征与南京西善桥、建山等南朝大墓的砖刻壁画的拼砖有些相似,而与东汉时期只是横向联合的排列方法有所不同。彭州出土的这组画像砖中有不少内容是六朝壁画才出现和盛行的,如长檐牛车、甲骑具装骑吏、横吹等等。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主要采用流畅简练的线条,也具有六朝特色。大邑县文管所还收藏数方侧面有人像的条形画像砖,用阳纹线条勾绘出七个宽衣博带的高雅之士,或坐或立,正在相互交谈。其内容和技法与南京西善桥六朝墓发现的“竹林七贤砖画”相似,其时代也应为六朝时期。这时的画像砖在内容、技艺、形式、排列方法上都发生了不少变化。此后,这种模印浮雕式的画像砖,作为一种独立流行的艺术形式,就逐渐消失了。

　　大邑董场乡三国画像砖在技法上保持了东汉方形画像砖的风格,又具有六朝以线条为主的作风。在内涵上也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对三国时期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演变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

　　二、忠县蜀汉墓等处钱树上的“佛像”

　　1981年5月,在四川忠县涂井发掘了一批蜀汉时期的崖墓,出土文物三千余件,这是四川三国考古的又一次重要发现[6]。在这批崖墓中,有三座墓出土了4株“钱树”,其中5号墓、14号墓出土的14件钱树树干上有浮雕的人像,经过对这些人像的深入观察,我们认为这是一批早期的佛像[7]。这些铜佛像经正式发掘出土,特别是5号墓未曾被盗掘扰乱,器物保存入葬时原貌,具有明确的器物共存关系,有比较准确的年代特征,是三国时期极为少见的佛教造像之一,对早期佛教研究有重要价值。现将具体佛像的具体情况分析介绍如下。　

　　佛像位于每节树干中部,为双范合铸的圆雕人像,与树干连成一体。佛像为坐式,高5.6厘米,肩宽3.5厘米。佛像有高肉髻,着通肩宽袖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佛像两侧从树干向外伸出两片钱纹屏饰,上有方孔圆钱六枚,左右各三枚,其间用条状云气纹相连,边缘有羽毛状飞翅,构成了一个高9.2、宽8.4厘米的长方形背屏,烘托出佛像处在那种祥云飞羽、宝货殷实的仙境气氛。

　　“钱树”是古代先民“神树崇拜”的反映。在西南汉墓中的钱树,实际上是一种神话传说中神仙思想和神树崇拜的物象反映,是古人借助“神树”为天梯以求升天成仙这一信仰的具体表现,树座、树干、树枝上的环境、人物、灵兽,是天国仙境的形象化描述,而钱纹的大量出现,仅仅是汉代崇拜货币时尚日盛后的一个特征。“乞钱”只是对钱树崇拜乞求的内容之一,它还有更特殊和丰富的思想内涵[8]。

　　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人们就相信人死后可以升天进入理想境界。除了直接“飞升”之外,“神山”和“神树”是升入天国的两条主要途径,而且树上、山上本身就有理想中的天国仙境。《山海经》、《淮南子》、《天问》、《离骚》、《玄中记》、《十洲记》等古籍中,特别是有关西南历史传说的记载中,有很多从山上、从树上升天的故事,反映了早期人们的信仰。东汉时期众多的铜树,是这种神树崇拜传统的延续与衍化。神树崇拜的核心,是它可以通天地,人们能从此升天成仙。在钱树的树干、树枝、树座(树座本身就是“神山”)上,有“天门”建筑形象和珍禽异兽、仙果、壁瑗、钱币等宝物,还有不少天神仙人的图像,如西王母、牛郎织女、玉兔捣药、飞升等,是一个天国情况的具体描述。天国中的主神是“西王母”。　

　　东汉晚期乃至三国时期,四川、贵州、陕西等地都有树枝树干上塑有佛像的钱树发现。如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墓出土的钱树上有5尊佛像,绵阳双碑白虎嘴19号墓钱树上有1尊佛像,49号墓的残树干上有3尊佛像,绵阳市永兴镇至安县界牌镇一带崖墓出土钱树树干上5尊佛像,树枝顶端1尊佛像坐于壁上,陕西城固出土钱树树枝上有佛像1尊,汉中铺镇5号墓出土钱树树干上有佛像5尊,贵州清镇1号墓出土钱树树干上有2尊佛像。重庆丰都县一东汉砖室墓出土的残钱树上也有佛像。据《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一书刊载日本收藏钱树残件上有4尊佛像,这些残件被认为是四川汉墓出土,后流传到日本的。

　　上述佛像形制基本相同,佛像为坐式,头顶上有高大肉髻,呈圆饼状,面相丰腴,圆眼高鼻,眉毛隆起,鼻梁修长,两眼平视,神态端庄。身着宽松圆领长衣,结跏趺坐,右手前伸,手掌直立,五指并拢,掌心向外,似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下垂,长长的衣襟搭在右手腕上,中间形成“Ｕ”字形衣纹。有的头部后面有圆形项光。

　　忠县蜀汉墓等处出土的钱树上的铜佛像的形态特征与我国已出土的东汉佛像相同,其性质可以确定为佛陀的早期造像。这些早期造像出现在当时人们顶礼膜拜的青铜“神树”的树干树枝上,具有非常特殊的作用。通过这些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佛像说明,它已取代世俗和道教神灵,居于神树天国中的主导地位,在我国佛教造像发展过程中具有划分阶段的重要意义[9]。

　　三、画像和佛像所反映的三国时期社会和思想变革情况。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大动荡的时期,在古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三国前后也是中国社会和思想大变革的时期,对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四川三国画像砖和蜀汉佛像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和思想变革的某些情况。

　　首先,四川三国时期的画像砖和佛像,表现了三国前后的社会历史画卷。从近年来发现的“天门”石棺和“天门”等图像研究中,己经证明四川画像砖的主题思想是送迎墓主人入“天门”、升天国,并在天上永远享受仙人般的美好生活。大邑县董场乡三国画像砖用其完美的组合画面,把这种天上仙境更形象、更集中地表现出来,成为古代先民理想中的天堂,也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环境的具体反映。从车马、门阙、仓廪,到乐舞、六博、门吏,都形象具体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它与众多汉晋三国时期的画像石、画像砖、陶俑、壁画一起,成为我们研究三国时期社会生活的生动资料。

　　其次,四川三国时期的画像砖和佛像又是当时人们思想观念的具体表现。汉代画像砖所体现出的升天成仙思想,是我国古代先民长期以来传统思想的集中代表,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形象化产物。它也表明了古代人们对天地、人神、自然现象及社会关系的一种综合认识,是当时人类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某种体现。他们把墓葬建造成天门和天堂,上面有四灵守护,有日月永照,人们用华丽的大队车马将墓主人送入天国,企望他们在西王母那里领取不死之药后可以变得长生不老,进而和仙人们一起享受着吃穿不尽、歌舞玩乐的神仙生活。佛像在中国的早期出现,也主要是当作天国中的神灵之一,被放置在代表理想中的天国仙境的“神树”之上,进一步丰富了升天成仙思想的具体内涵。

　　第三,四川三国时期的画像砖和佛像的共同出现,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变革的时期的社会和思想变化,成为研究古代思想发展史的具体化材料。　

　　汉代四百年曾是中国历史一个比较稳定繁荣的时期,也是思想观念和文化艺术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画像砖等形式的表现神仙思想和世俗生活的艺术作品,并在东汉后期促成了中国特色的宗教———道教的产生。但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使享受生活的美好理想受到冲击,人们的思想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一方面像大邑三国画像砖所表明的,把追求升天成仙的意识发展到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又为新传入的主张寻求来世再生的佛教思想开辟了空间,使佛像在三国前后较快地发展起来,四川、贵州、陕西等地都有树枝树干上塑有佛像的钱树发现,就是有力的实证。到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佛教思想更加流行,加之统治者的提倡和利用,以石窟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迅速发展起来。大邑三国画像砖墓和忠县蜀汉墓等处钱树上的“佛像”的发现,正是三国前后道教和佛教发展变革时期的形象实物史料,为研究三国时期的社会和思想变化提供了佐证。

　　袁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