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Q截图20180410151123.jpg
  • 成都广告图.jpg
  • 1.jpg
中国文明网 |成都志愿者网 |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 |成都文明网信息报送系统 |成都志愿者在线注册管理系统 |成都文明城市材料报送系统 |成都榜样公众推荐平台

曾兰 挥笔为剑争女权

发表时间:2012-05-07 08:59 来源:成都日报 责任编辑:王 楠

  谢天开/文

  本期人物

  曾 兰(1875—1917)

  字仲殊,号香祖、香翁,生于成都。清末民初的女诗人、书法家、政论家与小说家,四川第一张妇女报纸《女界报》主笔,中国南社社员。她也是成都最早接受新文化洗礼的新女性,政论文章批判旧礼教、争取妇女权益,为成都妇女登上社会大舞台助力,还被《新青年》、《妇女杂志》等刊物转载。短篇小说《孽缘》作为一篇描写封建包办婚姻给妇女造成悲惨遭遇的白话小说,从形到神皆可视为新文学的萌芽之作。

  《孽缘》惹风波

  曾兰的《孽缘》是一篇描述旧式包办婚姻给女子造成无穷悲楚的家庭小说,3000余字,亦为曾兰唯一的白话文短篇小说。小说里才色俱佳的女子鲁惠,被贪财的母亲包办,嫁给田姓土财主。丈夫猥琐又好色,后来竟然弄了个 妓女回家;田家有两个好吃懒做的女亲戚,在鲁惠的公婆前搬弄是非,散布流言。本来就认为儿子的堕落是媳妇的过错,经人一调唆,公婆更不把儿媳当人看了。在这个“腐败黑暗的家庭”里,鲁惠过着凄苦无助的悲凉生活。曾兰通过鲁惠的不幸命运,揭示了专制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境遇;也通过作品中其他女性的言行,批评了妇女自身的缺陷。

  小说创作于1914年10月间,经夫君吴虞修改定稿后,先是投给成都的《娱闲录》,这是成都出版家樊孔周出钱办的文艺杂志。不料小说刊出一月后,竟大起家庭风波。吴虞始料未及,他急忙让曾兰到生事的小姨子曾叔妘家中。原来曾兰的妹夫雷氏将小说中的人物与自己对号入座而吵闹。吴虞又担心是非闹大,还写信给樊孔周说明此事。幸而对方也可能看在亲戚份上,后来不提这件事了。

  1915年10月1日,吴虞接到了上海商务印务馆《小说月报》编辑恽铁樵(树珏)的一封信,这让吴虞相当兴奋。信的内容如下:

  香祖女士左右:尊著《孽缘》篇,叙事明晰,用笔犀利,甚佩甚佩!箴砭社会洵小说之职志,间有力透纸背而讽刺较着边际者,已僭加删节,尚祈谅之!计七千字,奉润十四元,詧收为祷,夙便希时赐教益,此请著安!

  原来,1915年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六卷第十号,刊出了《孽缘》。作为执民国文坛牛耳的《小说月报》刊登出小说,又加之编辑主任恽铁樵的这封称赞信,足以让曾兰与《孽缘》进入民国小说史了。吴虞比曾兰还高兴,同一天恰好遇到有人请他作对联以悬挂于新繁李德裕东湖公园,夜不能寐的吴虞将自己的愉悦之情写进了对联:

  功业感筹边,更思文苑儒林,有叔本公仪,同留胜迹;穷愁何足志,只合登仙成佛,继桃推法进,共写灵襟。

  后来的现代文学史表明,作为1915年的白话小说《孽缘》还比鲁迅的《狂人日记》早发表整整3年,曾兰何以能在地处西南一隅的成都创作出中国早期的白话小说,其实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四川老百姓有摆龙门阵的习俗,龙门阵即为白话文的口语形式;二是四川川剧影响,川剧的剧本及剧种形式,也多为白话文;三是经过辛亥秋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四川民众也深受白话说唱文学的熏陶;甚至可以说在胡适那篇《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发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成都的白话文文学就已经涌现波澜了。曾兰的《孽缘》当为中国女性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

  《女界》主笔

  曾兰幼入家塾,与男孩子一起诵读《四书》《五经》,但她常常对经典产生疑问。她读书勤于思考,也很有选择,读《昭明文选》很不喜欢“三都”、“两京”、“子虚”、“上林”等赋,却尤好老庄列文四子。二十四史中的《隐逸传》她都通读过;《史记》《汉书》《晋书》《南史》《资治通鉴》更是阅读了数遍。成都国学名家廖季平都称赞曾兰的学问,因其在家排行老四而呼之为“曾四先生”。

  这期间,曾兰还跟着吴虞接触新文化的读物与思想。当时整个成都市只订出了五册《新青年》杂志,他们家里就订了一册。

  吾辈自当一扫从来屏息低首,宛转依附,深闭幽锢,卑鄙污贱之戮辱桎梏,发愤而起,以光复神圣之女权。

  这是曾兰在《女界报》发刊词中的缘起话语。

  1912年6月,成都报人孙少荆诸君主办了四川第一张妇女报纸《女界报》,分社说、电文、世界大事、中国要闻、本省新闻、科学、女界史、杂录、时评、小说,每三六九日发行一张。曾兰被邀为主笔,倡导女界文明,竭力批判旧礼教的黑暗,积极争取女性的权益。蜀军都督府总政处鉴于《女界报》的影响而破天荒同意女记者列席会议,省临时参议会也专设了接待女记者的会议室,并专门赠送入场券给曾兰。成都女性从此获得登上社会大舞台的机会。

  1915年3月,在成都《家庭》第二期上曾兰发表《女子教育论》,介绍欧美、日本女子教育发展史,抨击了中国的落后现状。

  曾兰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她的一系列批判专制制度、主张女权的思想政治评论,在20世纪初期的四川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界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女界缘起》、《今语有益于教育论》、《弥勒·约翰女权说》、《铁血宰相俾士麦夫人传》、《书女权平议》等重要论文,有的被《妇女杂志》转载,有的则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

  被誉为“西蜀大儒”的吴虞对于曾兰的文章,不仅细心修改、抄写,有时甚至还为其代笔,相当于做了妻子私人秘书。比如那篇《女界报》1300余字的发刊词,孙少荆是当日中午预约的,曾兰于当日晚上脱稿,吴虞删正至三更,次日代为誊写,又叫人送到报社。

  南社才女

  南社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革命文化团体。诗人柳亚子后为南社盟主。吴虞曾兰夫妇都是这个重要文学团体的最活跃的四川成员。

  《吴虞日记》记载,曾兰是于1917年4月14日填写入南社社书的。据相关统计,当时四川人约有20人参加南社,而吴虞与曾兰夫妻二人同为南社诗人,实为成都文坛的佳话。柳亚子委托了吴虞曾兰夫妇为四川南社的联络人。曾兰与吴虞一起为南社发展了新的四川社员。

  曾兰的高洁品质与绝代风华,让她与吴虞关系 亦夫妻亦文友,相互平等而又相互敬重,为名士高情。吴虞曾托好友孙少荆在日本请人为她作绢质画像。又曾在改造爱智庐老屋时,专门为她开辟一间妆室兼读书处。曾兰生活情趣高雅,非常喜欢种花植树,夫妻俩喜爱在花树下茗饮清谈。

  1917年3月7日,那天细雨飘飘, 正好为阴历二月十四日,是曾兰的生日。午饭后天晴了,吴虞到花市专门买了一株铁脚海棠,“为香翁四十二岁生日之纪念物也。”

  作为那个旧时代的新女性,曾兰另一雅嗜便是看文明戏。成都的开明剧社、建平剧社上演《青年锐》、《妻党同恶报》、《自由离婚》等剧目,并专门设女宾席,曾兰常常携女儿前往观新剧。

  曾兰亦为著名的女书法家。她学篆书时,先从师于合州戴光,后来由湘潭王壬秋辅导,专攻绎山刻石、李阳冰城隍庙碑,整整二十年,笔法纯正,清劲圆畅,古朴刚健,其造诣深为行家赞赏。时有四川井研书家王麟引用东坡句,为她治印曰“千年笔法留阳冰”。 

  《女界报》创刊时,主编孙少荆专程登门,请曾兰赐写“女界”二字。《家庭》杂志的刊头也是曾兰题写的。南社盟主柳亚子也曾从上海寄来宣纸斗方一幅,请曾兰题“分湖旧隐图”五字。

  南社社员、四川书法家谢无量得其墨宝后,作诗为谢。这让吴虞也为妻子高兴,兴味盎然地写下《读谢无量谢香祖篆书诗题示香祖》诗,其二为:

  篆室千年几服膺,藤笺遗迹见飞腾。

  偶传玉箸斯冰法,莫被人呼管道升。

  对于曾兰的书法,吴虞起初并不以为然,后至做了北京大学教授,在京城见多了,顿然感慨夫人的书法“突过前辈,不易得也”。

  1991年新春,四川新繁还新发现曾兰的一通篆书碑石。上面文字选自《周易上经》谦卦爻辞的一段,起句为“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共65个篆字。竖排5行,每行13字,每字直径约为三寸。落款为“芗祖吴曾兰”,款下盖蚕大小的篆字印一方。运笔如蚕吐丝,骨力如锦裹铁。据传这通碑石,为吴虞于1938年至1943年在新繁避日军空袭成都时,请人依曾兰遗墨镌刻的,并曾有言:“他年比兰亭,入我繁中墓。”后来,这通篆书碑石没有殉葬入吴虞与曾兰合墓,可能后人忽略所致。

  曾兰唯一传世篆书碑石,现陈列于新繁东湖公园碑林。

  红颜薄命

  曾兰小说《孽缘》写的反对包办婚姻,而在现实中的吴曾结合却为包办婚姻。

  具有叛逆精神的曾兰,作为家庭主妇实际上非常贤淑。她出生于成都文庙前街,曾、吴两家仅一墙之隔,吴虞说他与曾兰“小时即相识,庄雅众莫比”。1890年,15岁的曾兰嫁给吴虞为妻。他俩的结合是吴虞祖母的遗言定下的,因为二人青梅竹马,故而终身感情笃深。

  吴虞有《爱智庐同曾香祖玩月诗序》:“盖携弄玉便可成仙,偕孟光即甘长隐矣!”可见他们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1872年,吴虞因与其父亲决裂而被赶出家门,曾兰也随夫迁居新繁县(今属新都县)龚家碾,开始过着一种隐逸田园的耕读生活。到1892年他们才回到成都,在城西买宅定居。

  1917年4月,军阀戴戡和刘存厚在成都市区打巷战。为避兵祸,曾兰搬进西门外的万佛寺。不料,“暑湿中羸躯,一病遂到骨”。吴虞整天守候在妻子身边,煎药、端水,百般细心护理,却仍然未能挽救妻子的生命。曾兰于当年11月19日,病逝于少城栅子街五十号爱智庐家中,年仅42岁。

  作为一位旧时代中的新女性,旧学与新学根基都很深厚的才女,曾兰理所当然地支撑了吴虞情感与思想的半爿天空。作为家庭主妇的曾兰,被丈夫吴虞称赞道:“长于家政,谓予治家不可举债,俭以养廉,亦惟俭始可以讲学。”

  曾兰去世后,吴虞这位“成都言新学最先者”便一蹶不振,消极颓唐,竟多次纳妾,沉湎于女色,屡屡作艳体诗,最终从 “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沦为封建道德的维护者。然而,吴虞终生没有改变的是对曾兰的感情。送妻子归葬他们曾经隐居的新繁龚家碾时,吴虞睹物思情,无限悲凉,一口气写下《悼亡妻香祖诗二十首》。

  晚年的吴虞常常怀念曾兰,还在隐居的爱智庐中植兰数十盆,“颇有佳种,馥郁之气,四时不绝”。1936年,吴虞作《曾香祖夫人小传》纪念曾兰。32年后,78岁的吴虞辞世,仍被安葬在新繁龚家碾,回到妻子身旁。

  曾兰的小说与政论遗文,经由吴虞编辑成《定生慧室遗稿》二卷刊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