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成都，前所未有的繁华，前所未有的靓丽，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可是，这座自从建城就不曾改变过名称和地址的古老城市，在街口，在楼角，在桥边，可能就有好多的历史故事值得这个城市引以为豪，一座城市是有“文脉”的，梳理这座城市的文脉，记录下来，让大家铭记，这样的城市才有活的文化，才更加让世人尊敬。今天，我们以街道为入口，画一幅成都文化地图，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城市在大步前行的时候，更有文化的底气，更有传承的动力。

　　先秦

　　□张义奇

　　那些与大石文化有关的街道

　　成都是一座文化古城，不少街道名称中就蕴含着古蜀文化的信息。蜀人崇尚大石，曾留下了许多大石遗迹，如：支矶石、天涯石、地角石、武担山、石笋、石镜、石人、石马、石犀等等，这些大石至今几乎都难寻踪迹了，却在街名中保存着。

　　成都本不出石头，大石显然是古蜀人从山区运来的。其大石有两个重要文化指向，一是为蜀国贵族墓表，二是治水所用的镇水标石，石人、石马、石犀就属此类。

　　成都有两个五块石，城北的因市场闻名，但没古文化含量；而城西百花潭旁的五块石却大有深意，如今还有一条大石路穿过。路虽为新路，得名却来自五块石。此地本为古蜀王墓地，五块石便是墓表石。《华阳国志》载：“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古今图书集成·坤舆典》也载：“五块石，府城治南万里桥西，有五石相叠，高一丈余，围倍之。相传有海眼，昔人尝起其石，风雨暴作。”

　　蜀王墓表石为何要立五块？这大概与古人崇尚水火木金土五行有关，蜀人对“五”特别讲究，开明王建立宗庙也是以五色为主，即：“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不过，蜀王独尊的墓葬方式后来被打破了，《华阳国志》又说：蜀王“死，作石棺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石棺椁都能“从之”，墓表又何尝不能？石笋就是在这时出现了。

　　石笋街是一条很古老的街。此街与西月城街南侧相垂直，长不足200米，宽约4米，街小却名气大。《华阳国志》记载的笋里便是它。石笋街的得名，据说是因为街上一口井旁有大石笋。其实这石笋就是墓表。陆游《老学庵笔记》说：“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但宋人杜田在《分类集注杜工部诗·石笋行》中则说：“石笋在衙西门外仅百五十步，二株双蹲，一南一北。北笋长一丈五尺，围极于九尺五寸；南笋长一丈三尺，围极于一丈二尺。”还传说石笋为五丁力士所立，并称石笋下有海眼，搬动石笋会引发洪水。卢求《成都记》称：“距石笋二三尺，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测之，深不可及，以绳系石投其下，愈投愈无穷。故有海眼之说。”这海眼与五块石海眼的传说一样，很可能是古人怕盗墓而故弄玄虚。蜀王在此建七宝楼，以珍珠为帘。东晋时，该楼毁于战火，后人常在泥土中捡到米粒大的珠子，称为“瑟瑟”。诗圣杜甫见过石笋，为此写了《石笋行》：“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涛浪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

　　以大石为名的街道还有清末命名的天涯石和支矶石。天涯石街在城东，分东西南北四条街。在其中南街80号院内，曾存有一块高2.13米，上宽0.432米，下宽1米，厚0.27米的红砂石，考古鉴定为古蜀墓表。但古人却认为是从天而降的陨石，所以称其为天涯石。街道也因此得名。

　　支矶石，高2.12米，宽0.8米，呈褐色，现存于文化公园内，大概是今天能见到的最后的大石遗物。街在城西，原为君平胡同，清初街上建关帝庙，石存庙内。民国年间，关帝庙更名为支矶石庙，街也变成了支矶石街。支矶石本为蜀人墓表，但古人仍然传为天外来石，而且派生出了织女赠张骞织机垫石，张骞又转赠严君平的神话，故支矶石又叫支机石。明代曹学佺有诗《咏支机石》：“一片支机石，传来牛女津”。

　　赤里街 成都史上第一街

　　南大街，古称南街，又叫赤里街，是成都市区有史可查的最古老的街道，也是先秦时官府所在地。《蜀都记》载：“成都之南街名赤里。”扬雄《蜀王本纪》说：“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成都在赤里街，张若徙至少城内，始建府县寺舍，令与咸阳同制。”《华阳国志·蜀志》也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至少城内。”

　　那么南街为什么称赤里？里，本是秦灭蜀后在成都设立的一级基层行政机构。从现有的资料看，秦时蜀地的基层政权有乡、里、亭、邮。里便是乡属下的一级机构，大概类似于今天的社区。《汉书》所记载成都的“里”，除了赤里外，还有锦里、夷里、犀牛里等。显然，“里”就是最初的一片居民区，街是后来建筑多了才形成的。至于“赤”，大概与古人的五行说有关。开明晚期，中原文化已深入蜀地，五行观念延伸到方位上，就以青、赤、黄、白、黑五色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赤色便象征南方。《说文解字》也解释“赤”是：“南方色也，从大火。”段玉裁注：“火者南方之行，故赤为南方之色。”因此可以确定，秦时的赤里街，在张仪所筑成都大城南门，即江桥门附近，这正是今天的南大街。

　　悠久的赤里街之名延续了两千年，直到明末的战火毁灭了这条街。南大街是清朝重建成都城以后另取的名。虽然名称不同，但其意思却与赤里是相近的，而且还和东、西、北三个方向的街道形成了照应。

　　两汉

　　□何大江

　　“应学相如志，终须驷马回”

　　关于驷马桥，其实与司马相如有关。话说当年文艺青年司马相如拐走了“白富美”卓文君，为生计而夫唱妇随当垆卖酒，作为富一代的老丈人卓王孙面子挂不住，分了一大笔家产给小两口。司马相如虽然摆脱了贫困，却又背上了吃软饭的恶名。

　　好在四十岁这年，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机遇，他写的《子虚赋》传到了汉武帝的手中，并深得喜爱。武帝下诏，立刻宣司马相如进京。

　　要北上京师长安城，升仙桥是必经之路。升仙桥是座木桥，传说道教中人张伯子在此桥坐上赤色的老虎成仙飞升，故得此名。

　　司马相如奉诏之后，心中激荡着一股慷慨之气。路过升仙桥时，挥毫题字：“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高车驷马，是指四匹马拉着的大车，专供显贵者所用。司马相如的话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如果开的不是奔驰宝车，我就不回来了。

　　相如进京，又写了篇《上林赋》，武帝阅后龙心大悦，当即封相如为郎官。这段时期，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正在西南一带开疆拓土，主事的唐蒙却因处置不当而差点激起民变。武帝知司马相如熟知蜀人习性，遂派其为特使回乡安抚。

　　这一次，当浩浩荡荡的队伍到达升仙桥时，全城的高级官员都在此迎候。司马相如衣锦还乡，实现了离开时的诺言。

　　司马相如的传奇，成为后代很多读书人的励志故事，他们写了不少诗来表达自己滔滔不绝的佩服之情，诸如“应学相如志，终须驷马回”，“他年还驷马，余德在高门”，“仗剑当远去，不乘驷马不复回”，“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等等。  

　　君平卜肆注《老子》

　　君平街长426米，宽20米，东接陕西街，西止小南街。街之西口，立有石碑：“此街相传原是西汉著名文学家严遵（字君平）的卜肆所在地。严君平节操清高，致力于学问，以卜肆为生，宣扬封建道德风尚，使‘蜀风淳化’，风移俗易。后人纪念此君，将街名沿用至今。”

　　严君平本来叫庄遵，字君平，班固写《汉书》时为避汉明帝刘庄讳，将他称为严遵，严君平之名就这样传下来了。

　　他的著作《老子指归》，被认为是诠释《道德经》最为准确的注本，此外他还指点过汉代辞赋大家扬雄，学问自然是大得吓死人。不过，严君平性情高洁，不愿出来当官，只以在市井中用《易经》为人占卜为生。他对钱的爱好也不大，每天赚够能维持生计的铜板，就收拾起算命摊子回家读书了。扬雄称颂严君平说：“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无以加之。”

　　其实，成都过去还有条君平胡同，也就是今天的支矶石街。支矶石街从何而得名呢，还是跟严君平有关，《蜀中广记·严遵传》记载了这个传说。说是当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走到河的尽头，看见一个女子在织锦，她丈夫则牵着一头牛在吃草。张骞问这是什么地方，那女子故作神秘，指着旁边一块大石头说，把它运到成都去问严君平吧。张骞找到严君平，后者掐指一算，说：“怪不得去年我看星相，有客星侵入牛郎星和织女星之间，原来是你坐船跑到天上去了。”

　　这当然只是个传说，编它是为了证明严君平本领很大。传说中，那块大石头是织女平放着来垫织机的，所以叫支矶石。那石头倒是真有，以前就摆在大街上，现在搬到文化公园里了，街上的是个复制品。不过，它其实是更早之前的古蜀人因大石崇拜之俗而留下的遗迹，跟严君平、张骞和牛郎织女夫妇都没有关系。

　　文庙街 文翁兴学教化文风

　　成都以文庙为街名的，有前街、后街、西街等。但说起这几条街，不少人都以为文庙的“文”，得自于文翁，这都是不求甚解之过。

　　其实，文庙是用来祭祀文圣孔子的，所以又叫孔庙。说中国各地都有文庙并不夸张，当然不是说现在，而是明清之际，各州、府、县治所所在地都建有文庙。

　　不过，文庙之“文”，虽非来自文翁，这几条街却又跟文翁有莫大的关系。

　　文翁是谁，西汉景帝至武帝年间的蜀郡守，本名为文党翁。他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地方官员，曾选派小吏至京城长安进修，而让他名垂史册的，则是建郡学以促礼仪教化。文翁建校，是用石头搭屋，以杜绝豆腐渣工程。这学校也因此被称为石室，是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

　　学校建成不久，则成效卓越，人才辈出，引起了汉武帝的重视，以至于皇上亲自下令：教育学文翁，全国办学校。文翁去世之后，为纪念他对成都教育事业的贡献，人们在石室里塑了他的像以示感铭。

　　因为文翁对成都文风教化的巨大贡献，到了唐代修建文庙时就建在石室旧址，以示这位伟大教育家的成就直追孔子。明代修建文庙时，附近的几条街则按方位分别称为前街、后街、西街。文庙的文和文翁的文，是同一个字，又都跟教育有关，这也就怪不得容易让人望文生义，混为一谈了。

　　三国

　　□何大江

　　九里堤诸葛亮修？

　　九里堤的确有堤，而且的确是九里长。

　　相传诸葛亮辅佐刘禅时，屯兵备战，以期北伐中原。成都西北郊方向有一块涝荒之地，便有了耕种的士兵，随之也迁来了百姓。某年又是大雨，洪水泛滥，诸葛亮便抽调兵士修筑了一道堤坝来拦住洪水。因为这个原因，该堤就被叫做诸葛堤，其起端脊上建有一庙，被称为诸葛庙。

　　中国人历来有爱拿古人或名人说事的传统，蜀人也因为爱戴诸葛亮，往往把所有的好事都归到他头上。诸葛亮修九里堤的传闻，听起来有趣，细考究起来却又不是那么回事。

　　实际上，所谓诸葛庙，是北宋人民为了感谢成都知府刘熙古修缮糜枣堰以防郫江洪水，而为他建立的。此庙本叫刘熙古祠，民间又叫刘公祠。而九里堤的真正前身，其实就是糜枣堰，这是唐代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主持修筑的防洪工程。高骈和刘熙古虽然都曾经是成都最有权势的人，不过放在历史的星河中，其光芒就被诸葛亮这颗璀璨的明星掩盖了。糜枣堰最初误传为诸葛堤，大致是在明天启年间，此讹基本上为之后的种种史料采纳。这事虽然跟诸葛亮无关，但他在此堤附近却留下诸多痕迹，比如说，至今还有诸葛庙社区，而九里堤小学则有很长一段时间叫做诸葛庙小学。

　　时至今日，当年九里长的堤坝自然早已毁损。在其遗址上面，逐渐形成了碎石土路，1985年被改建为宽6米的水泥路，又经扩建后，这些年早已变成车水马龙的都市通衢。  

　　关羽衣冠庙 刘备洗面桥

　　衣冠庙、洗面桥、桓侯巷这三条街道，其实说的就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三兄弟。还有巧的，其中有两个都是衣冠冢。

　　衣冠庙不用说了，从名字就看得出来——这是关羽的衣冠冢。话说当年关羽败走麦城后，被东吴斩于临沮（今湖北省南漳县），尸首取不回来，只得堆土为衣冠冢。冢前有庙，则称衣冠庙。

　　与衣冠庙连着的是洗面桥街。相传刘备每次来祭奠关羽的时候，走到附近的桥下，都要捞水洗一把脸以示虔心，然后再到庙里拜祭，所以那桥又叫洗面桥，后来更衍生出洗面桥上街、下街、横街等。

　　当然，以上传说的成分比较重。靠谱一点的说法是：清代成都一知府出巡至此，见桥下有群乞丐衣裳褴褛，觉得有碍市容，便传话命他们在桥下洗面。想来也是，刘备位尊九五，断不至于亲自跑到桥下蹲在河边洗脸的。

　　至于衣冠庙，其实也是明代修建，这跟关羽自宋徽宗始就被历代统治者尊崇、加封的历史事实也是相符的。

　　另一个衣冠冢是张飞的，张飞谥号桓侯，桓侯巷即因此而得名。冢在巷之东南方，冢旁立有石碑，上书“汉张夫子衣冠墓”，格局跟他二哥关羽的相类，都是前庙后冢。

　　至于张飞的尸体，情况则比较复杂。关羽死后，张飞报仇心切，因备战期间对下僚苛责过甚而被部将范疆、张达杀死。范疆、张达割下张飞头颅，准备带到东吴去作为见面礼，谁知才至云阳，便听说吴蜀媾和，只得将头扔下。这就是张飞“头在云阳，身在阆中”的缘由。阆中和云阳两地则分别为张飞敛收尸身，修筑庙宇。阆中张飞庙大名为汉桓侯祠，云阳的则叫张桓侯庙。

　　成都的桓侯巷，离衣冠庙和留有刘备传说的洗面桥街都很近。其实，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也在附近——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武侯祠。武侯祠不是祭祀武乡侯诸葛亮的吗，怎么又成刘备的了，这是因为明代重建汉昭烈庙时，一旁的诸葛亮专祠被并入进来，二者合一，成了全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

　　刘关张这三兄弟，当初结拜创业，情深义重，可谓感天动地，所以两千年之后，他们在地标意义上还密切相关。

　　唐宋

　　大慈寺 天下唐画 荟萃古刹

　　□史幼波

　　七世纪中叶，避乱入蜀的唐玄宗将蜀中著名的无相禅师迎请入内殿供养，又命成都县令杨竖为无相禅师兴建净众、大慈、宁国等寺。后来，肃宗皇帝又题匾“敕建大圣慈寺”，并命无相禅师为大慈寺订立规制，大慈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佛寺。

　　千年时光里，这座寺庙经历了无数次盛衰兴废。它留下了太多文化遗产，那些曾长期主导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商业文化、宗教文化、游乐文化等，都在这座古老佛寺周围形成绵绵不绝的传统。

　　大慈寺极盛时期占地千亩，96院、8500房舍，修学僧人2万余人，“宏阔壮丽、千拱万栋”。大慈寺作为历史上成都最大佛教讲寺，学风严谨，礼仪完备，堪称典范。它最著名者，是佛教壁画和佛像雕塑。据宋代史料记载：该寺壁上有各种如来佛像1215幅，天王、明王、大神将像262幅，佛经变像114幅，都出自名家手笔。其中有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的画十幅，苏轼曾惊叹其“精妙冠世”。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中称：“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大圣慈寺之盛”。该寺的铜佛、石佛也曾有大小数百尊，可惜先后被战乱所毁。

　　唐代以前，成都的民俗文化和经济中心，基本上围绕在青羊宫周围，后来逐渐形成大慈寺庙会与青羊宫庙会双峰并峙的局面。

　　当时大慈寺规模浩大，寺内多有珍器名画、雕刻题铭，深得士大夫们喜爱，成为成都引人注目的名胜，百姓也渐渐形成了传统节日到大慈寺游乐祈福的习俗。

　　宋人黄休复在《茅亭客话》里记载：每年正月至三月，成都及其附近郡县均有蚕市，交易蚕桑产品，兼及花木水果、农具等。成都的蚕市在大慈寺前，规模很大，有一首宋词《望江南》写道：“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可见当时成都蚕市除交易蚕商农产品，也包括歌舞伎乐，融农业生产、商品交换和大众游宴娱乐为一体。 

　　大慈寺地面上每月都有专业集市，著名的还有五月药市、冬月七宝市等。《岁华纪丽谱》载，每年官方在大慈寺举行的游乐活动有12次之多，百姓与士大夫同游，太守与庶民同乐。宋时成都太守田况在《三月九日大慈寺前蚕市》中写道：“高阁长廊门西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可以看出，当时大慈寺为成都市井文化和士大夫雅文化共兴的场所。

　　南宋时寓居成都的大诗人陆游，也曾在庙会期间到大慈寺游览，他在《天中节前三日，大圣慈寺华严阁燃灯甚盛，游人过于元夕》诗中写道：“万瓦如鳞百尺梯，遥看突兀与云齐。宝帘风定灯相射，绮陌尘香马不嘶。星陨半空天宇静，莲生陆地客心迷。归途细踏槐阴月，家在花行更向西。”在陆游眼中，大慈寺的建筑群壮观绝伦，雕檐画梁不计其数，加之彩灯映射，梵香萦绕，令人迷醉。

　　大慈寺曾数次毁于兵火又数次重建，清代中期再次恢复，周围仍保持着许多有特色的手工业街区，比如纱帽街以制作戏装为主，和尚街成为丝织一条街。大慈寺周边还曾有广东会馆、清代民居院落，门前一直保存有唐宋以来的夜市、灯会等，民国年间兴起的提灯节，也是在大慈寺前举办。

　　科甲巷 密布唐代排水渠 

　　科甲巷得名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科甲”的本义是在科举考试中列名考榜。早在汉代的博士弟子考试中就有甲、乙、丙、丁四科，唐代进士考试也有甲、乙科，所以后人把科举考试称为“登科中甲”，也称为“科甲”。清代的各县秀才来成都参加科举考试时，多居住在这里的客栈中，相邻的几条街巷就有了大科甲巷、正科甲巷等名。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大科甲巷地下发掘出唐宋时期的大型地下排水系统，它们建于唐末五代，沿用至宋代，以大型砖砌排水渠（宽1.3米左右）为中心，两侧辅以众多小型排水沟和水井。这套完整的、接近现代城市的大型公共地下排水系统，反映了当时成都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的高水平，更以事实否定了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关于我国古代没有大型城市排水系统的错误结论。

　　清代主管全省司法刑事的按察使司，其下属的司狱署与直辖的监狱就设在科甲巷。按察使司的主官叫按察使，通称“臬台”。“臬”即圭臬，也即标准，表示用法、量刑均以此为标准。民国时期在清代的臬台衙门旧址建了四川省财政厅，1949年后改建为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很多著名的反清人士都曾经关押在科甲巷，如四川近代史上著名的“大足教案”领导人余栋臣、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后者在大渡河兵败后，“舍命以全三军”，于同治二年（1863年）夏被押送成都，关在臬台的监狱。6月27日，被清政府“凌迟”处死。当时监斩的四川总督骆秉章给朝廷奏报：“石达开临刑之时，其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伦。”

　　清代与民国时期，科甲巷手工艺人集中，蜀绣店铺不少，各种纸扎制品与玩具制作商家也多。

　　绳溪巷 传说溪中有金绳  

　　在原来的簸箕街、今天解放路二段的西边，有一座著名的金绳寺，五代时期著名高僧贯休（即禅月大师）当年就居住在此。这座佛寺的得名，应当来自《法华经》中的“黄金为绳”。可是在成都却长期流传这样的说法：金绳寺侧小溪的流水中，可以见到一条闪闪发光的金绳，只能看到而无法触摸，更取不出来，所以这条小溪就叫做绳溪，寺庙也就叫做金绳寺。传说中的这条绳溪应当是现在还能见到的巷西的排洪渠道（由于是从沙河分水，当地人过去称为小沙河），所谓发光的金绳则可能是水质较清时日光照射溪中所产生的折射光影。

　　金绳寺初建于唐，在宋代仍是一座规模很大的著名寺庙，也是当时的游宴胜地，寺内建有五百罗汉塑像。它在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笔下，仍然是与大慈寺、净众寺、石犀寺、延庆寺、金沙寺并列的六大寺庙之一。寺庙明末被毁，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重建，后逐渐衰落，民国时期已变成了民居，从簸箕街到金绳寺的通道也变成了一条无名小巷，1981年地名普查时定名为绳溪巷。

　　1942年，在金绳寺旧址开办了公立的成都市立中学（成都建市是1928年，此前开办的公立学校都是省立或县立，成都以“市立”的名义开办中学始于此校），它名义上是当时不多的男女合校中学，实际上仍然是男女分别编班，只有每天集合在大操场升旗听校长训话时，男女学生才会在一起。

　　1944年底，学校分为市立中学与市立女中两所学校，丁佑君就是市立女中学生，上世纪50年代后学校改名为成都六中。

　　高骈主建糜枣堰  

　　从一环路北一段与府河相交处的西北桥向北，沿府河西侧，有一条南北向大街九里堤路。这条街道很长，分为九里堤南路、九里堤中路、九里堤北路。著名的西南交通大学，就在九里堤中路以西。

　　九里堤是成都市西北一道长期存在的防洪堤，长约九里，故名为九里堤。虽然早已废弃，但是有一段长约200米、宽约8米的遗迹，直到20多年前还清晰可见。今天的九里堤路的走向基本上就是古代九里堤的走向。在明代以后的大量史籍中，包括各种地方志中，都说九里堤是诸葛亮主持修建的，附近这一片地区也长期被叫做诸葛村，建有诸葛庙。

　　但是，如果对宋代的文献进行考证就会知道，这种说法完全是附会，因成都人对诸葛亮的尊崇而形成。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证明，九里堤不是诸葛亮主持修建的，而是唐代修建的，主持者就是在唐代修建罗城、并让郫江改道的高骈。九里堤正是当时为了防范水患而实施的郫江改道的附属工程，本名糜枣堰。明清时期的诸葛庙，实际上是北宋时成都市民为了纪念重修糜枣堰的成都知府刘熙古而建的刘公祠。九里堤和诸葛庙在1981年被列为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附近的小学校也就叫诸葛庙小学，在诸葛村曾经修建了一片居民点，也曾经叫诸葛庙居民点。由这种文化现象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成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多么重要，可以看出文化积淀的传承力是多么巨大。

　　九里堤的防洪功能早已消失，但在原来堤坝的遗迹上逐渐形成了一条道路，上世纪50年代初曾经量过，竟然长达4950米，真的长达九里，在路的两边也逐渐形成了房屋。随着城市建设与道路翻修，特别是1985年西南交大成都校区的兴建，这一带逐渐成为闹市。

　　糜枣堰和九里堤今天都看不到了，前几年，九里堤南路建成一个漂亮的小公园，里面仍然书写了“九里堤”三个大字，算是对已消失的九里堤的怀念。

　　椒子街上无交子

　　出了东门大桥，左边第一条街就是椒子街，它北邻均隆街，在城市改造中，两条狭窄的小街并成了一条宽阔的大街，还修建了长长的文化墙。改造完成后就叫均隆街，椒子街从地图上消失了。

　　椒子街的得名有三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它是宋代制造与发行纸币“交子”的地方，本来叫交子街，民间误写成椒子街。第二种说法认为，这条街原来有一棵油楠树，所结的籽民间称为山胡椒，所以这条街就叫椒子街。第三种说法是，这条街距东门大桥的水码头很近，长期都是商贸货运聚集地，龙潭寺等地出产的海椒经常在此转运各地，所以叫椒子街。

　　上述三种说法均缺乏坚实的证据。比如，椒子街这一带在宋朝并不是城市的商业区，不可能作为发行交子的中心，正如现代城市不可能把最大的金融机构设在郊区一样。然而，椒子源自“交子”的说法，说明一千多年后，成都人对宋代发行的交子还有很深的记忆。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缺铜，市场流通的货币是铁钱，既笨重又容易生锈，使用极不方便。经济繁荣、雕版印刷技术先进、造纸业发达这三大优势，促成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于公元994年左右在成都问世。交子的作用类似今天的汇票与支票，替代铁钱行使了部分货币的职能。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官方在成都设立专门机构“交子务”，发行官交子，即国家法定货币。

　　成都近代工业落后，被称为只有“三根半烟囱”，其中一根烟囱属于启明电灯公司，它就位于椒子街。1955年，跳蹬河的成都发电厂发电，椒子街上的发电厂才结束使命。(袁庭栋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