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情书

老成都的情书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在改革开放前的50到70年代，老成都人表达爱意的方式唯有通过一封封看似平淡，却情真意切的情书。在不敢轻易开口说爱的年代，一封封或含蓄或平淡的情书，将深埋在心底的爱小心翼翼的表达。

　　钟老先生曾是石室中学的特级语文老师，也是刘孝昌老先生的恩师。早年间，刘孝昌多得老师恩泽，师生之间格外亲近。

　　多年后，两人同在教师队伍中，更常有往来，钟老先生曾在茶余之后向刘孝昌娓娓道来当年如何以一封长信打动意中人。钟老先生曾经笑言：“你的师母是我从书堆堆里头刨出来的。”

　　原来，60年前，正值青春年华的钟先生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失去了左臂。在战场上紧急进行截肢手术后，于1953年回到成都某医院继续治疗。

　　病床上，钟先生时常托精心照顾他的小王护士（化名）在医院的图书馆帮他借书。其苦读的精神感动了医护人员。

　　小王护士内心深处敬重这位回国养伤的志愿军排长，经常向其求教。久而久之，在敬重之余更生出同情、友善、爱慕交织的情愫。钟先生也时常想起这位端庄秀丽善良的姑娘，他大着胆子给小王写了一封长信。

　　刘孝昌回忆，虽然言语平淡，但字字是情，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这一生最大的收获是回成都养伤遇见了你，一位好护士，好姑娘。我愿意和你成为忠诚的战友和亲密的朋友，行吗？再托付你一件事，帮我找两本书，一本是《艾思奇哲学》，一本是《鲁迅杂文选》。”并随信附上自己志愿军军装照片。

　　这封情书让小王护士从内心深处接受了他。

　　从此，两人开始交往，并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特殊年代，一张纸条代替情书

　　陈老伯是刘孝昌一位敬重多年的老友。祖上是翰林学士的他此生只在50年代写过一封情书，而情书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乃是一张小小的字条。

　　据刘孝昌回忆，1947年，陈先生在川大就读哲学系，这是当时进步人士的聚集地，在学习期间就深受进步思想影响，随后积极投身革命队伍。1948年参加川大地下党发动的反饥饿大游行。“当时学生的队伍游行到督院街，要求当时的省长王陵基接见，而陈老伯正是当时的10个敢死队成员之一，最先冒着军警的荷枪实弹冲到省政府大门口。”

　　解放后，陈先生分到市委组织部工作，在成都市第五区金桂乡土改工作队进行实际锻炼。与当地的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斗地主，分田地。“当时农村青年男女朝气蓬勃，搞运动，贴标语，开大会。陈老伯住在当地一户中下贫农家，这家中的女儿小刘十分热情大方，精明能干。他们每天朝夕相处，在劳动中互学互教，在学习上你追我赶，在工作之余坐在小板凳上在院坝中讲工作，互相直呼其名，以同志相称。”

　　在其他人的眼中，他们俩是一对志同道合的好战友，一对阶级兄妹。当年的年末总结会，陈老伯经过几天的考虑，始终不好意思直说，终于大着胆子，写了张小便条，上书：小刘同志，如果今天下午有空，请你来办公室谈一下近来的工作、学习情况。老陈同志留条。她当天下午准时到了土改工作队的办公室门前。两人从工作、学习谈起，一直谈到美好的未来。多年以后，陈老伯回忆说：“当年我们两个谈完话后，可是连手都没有握哦。”

　　为三封情书，她等了一生

　　上世纪60年代，老成都的情书更添了几分活泼和浪漫。刘孝昌说，“在我身边便有这样一位同班同学小兰（化名），为等待三封情书的回音而等待终生的女子。”

　　60年代，在全成都中学生中选择身心健康者作为跳伞运动员后备力量。当时，一群十六七岁少男少女在跳伞塔练习跳伞，而小兰也在其中，久而久之便对一位时常帮助自己的高姓学长心生爱慕。然后不久后，这位高姓学长被选拔为飞行员离开了，而小兰的心中却一直留存着高学长的身影。“左思右想，决定写下第一封情书。”这封信很短，只有些问候，落款为小兰。然而等了半年多，依然音信全无。而这时小兰已经下乡，两人从此天各一方，但小兰心中的思念却丝毫没有减少，她又鼓起勇气给高学长所在的保定航校寄出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以亲爱的杰开头，这已经是当时大胆的年轻人所用的爱称。”

　　随后，小兰又在信中大胆表达了自己的思念。然而这封寄托着无限希望的信却依旧石沉大海。又过了半年，小兰下定决心，给高学长写了最后一封长信。信中甜蜜地回忆起当年在跳伞塔一同训练的情景，当小兰第一次学习跳伞时，不慎摔倒，这位高学长是第一个跑上来扶她的，这一幕让小兰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两人分别时，在满天彩霞之下，跳伞塔的断梯旁，两人在柳树边第一次握手，第一次轻轻的拥抱。小兰更在信的最后深情写道：“我永远等着你，等着你穿着飞行员的制服回到我身边。”尽管这第三封信承载的情意比千斤重，但依旧杳无音信。一等就是几十年，直到父母双亲离世，小兰孑然一身。30年后的同学会，虽时过境迁，但有人提及这三封信时，小兰依旧眼眶泛红，低头不语。（记者 袁慧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