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9年，一代文豪司马相如出生于成都一户略有产业的人家。司马迁比司马相如小35岁，算是同时代人。汉代文学史上有“两司马”之说，就是指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写过一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此文开篇就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今天，成都人对于这位乡贤生平事迹的了解主要依赖的文献正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这是《史记》对成都历史文化的又一贡献。

　　进入《列传》很了不起哦 汉前两千多年文学家只选了两个

　　一部《史记》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贾谊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司马迁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为了充分体现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收录了长卿的《子虚赋》《上林赋》《谕巴蜀父老檄》《难蜀父老书》《谏猎书》《哀二世赋》《大人赋》和《封禅文》共八篇文章，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幅数倍于《贾谊列传》，足见司马迁对长卿之推崇。都说文人相轻，那是后来的坏习气，却不足以沾染秦风汉韵。司马迁不但不曾看轻了相如，而是尊崇至当，真可谓惺惺相惜两司马，文心史笔共辉映！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始终享有崇高的地位，成都一直被视为文学的沃土，这里面有《史记》的功劳。

　　在《史记》中，司马迁运思精妙，写出了相如的三个面相：杰出的文学家、风流倜傥的才子、优秀的政治家！司马迁通过对司马相如文学成就的讴歌，塑造了成都“汉赋之都”的文化形象；通过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故事的描摹，赋予了成都浪漫、安逸的生活情调；通过对司马相如在成都的政治活动的叙述，凸显了成都在中国西南无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或许有人会问：《史记》中有七十篇传，为成都人立了一篇专传又有什么了不起。答曰：从传说时代到西汉两千多年，多少英雄豪杰，能够被写进这“七十列传”的又有几人，比例几何，谈何容易！而且，司马迁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标准甚高，不看你是否达官显贵，而是要“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所谓“扶义”是指匡扶道义，是一个义人。“倜傥”不是以貌取人，而是要有人格魅力。“不令己失时”不是鼓励大家投机取巧，而是要能认识时代，洞明社会，不被时势所抛弃。至于“立功名于天下”反映了司马迁的事功观念，大丈夫要立功就要立名显天下的万世之功！司马相如就是这样一位“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

　　成都是汉赋热情的故土。两汉四百年间，最杰出的汉赋家无疑当数司马相如和扬雄（前53年—公元18年），而他们都是成都人。与其说这是两千年前的一次机缘巧合，不如说是成都山水孕化的文学精灵。汉代文学殿堂里如果没有了成都人的身影，不知要减色多少了！

　　司马相如的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后人称之为赋圣。他是汉赋的奠基人，连扬雄都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

　　司马相如小名“犬子” 人生前半截并不是很顺

　　《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是一位兴趣广泛，能文能武的蜀中少年。父母给他取名“犬子”，字长卿。所谓“犬子”当是爱称，如同今人所说的“狗儿”。据陈直先生考证，汉代以“犬”命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大概是时人的一种喜好或风俗。也有人认为“犬子”富含深意，是寄托了父母对相如长大之后有所作为的期许。后来，司马相如仰慕战国时赵国名臣蔺相如的风范，才改了名字，叫做相如。

　　30岁那年，相如“以赀为郎”，做了汉景帝的郎官，官衔是武骑常侍。按照汉制，家资十万钱乃得为官。武骑常侍秩六百石，职责是“常侍从格猛兽”，跟随在天子身边，大概是陪伴天子游猎，兼有贴身保镖的义务。这倒应了相如年少时学习击剑之事。这份工作虽有几分危险，但在他人眼中，能侍奉在天子身边，无疑是个美差。

　　然而，相如却有生不逢时之叹！他最擅长的是文，结果弄了个武差事。他善于作赋，但汉景帝恰恰不喜欢辞赋。有一次，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来朝，孝王的随从中有一帮善于游说的辞赋家，如枚乘、邹阳等。相如和他们倒是挺投缘，于是以生病为由辞了官，到了梁国。在梁孝王手下，相如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闲散岁月。五六年间，相如除了一篇《子虚赋》，什么也没有留下。不过这篇《子虚赋》后来为他换来了第二张进入西汉皇权中枢的通行证，这是后面的事情，此处暂且不表。

　　公元前144年，梁孝王薨，36岁的司马相如失去了依靠，没了生活来源，只好回到了老家成都。这时，家中已是家徒四壁。官没了，钱也没了，只剩下满腹的才华和一个好哥们——王吉。

　　且说司马相如回到成都，生活无着落，就想到了王吉。当时，王吉混得比司马相如好得多，是临邛（今成都市下辖的邛崃）令。于是，相如就去找王吉。这个王吉还是很够意思的，把相如安排在招待所里，兄弟之间一番促膝长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颇有几分戏剧性了。

　　戏剧性在哪里呢？王吉作为一县之令，却对一个落魄书生特别恭敬，每天都去拜访相如。起初，相如还见县令，后来就推说身体不舒服，让下人就把县令给打发了。结果呢，县令不但不生气，反而对相如更加谨肃。这岂不是咄咄怪事么！一个穷困潦倒之人，得县令礼遇，尽管二人是挚友，也不至于在礼节上如此没有分寸！是的，表面上是不合情理。合乎情理的解释只有一种：这是王吉和司马相如故意为之的，目的是为了日后隆重推出相如！有点儿广而告之的意思。司马迁在写这段时，只用了一个字就把王吉和司马相如的心思点透了。这个字就是“缪”。《司马相如列传》说“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缪”字何意？故意、假装罢了。

　　临邛这个地方不大，在地理版图上也不起眼，但这个地方却是声名远扬的富人区。这里住着西汉全国富豪榜上大名鼎鼎的冶铁大王卓王孙。司马迁称卓王孙是“当世千里之中”响当当的大人物。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卓家并非成都的土著。强秦破赵，迁徙包括卓氏一家在内的赵地富商。卓氏在“填四川”的途中被抢劫了财物，夫妻二人推辇前行。别人都争着贿赂官吏，要求居住在葭萌一带。只有卓氏觉得葭萌地少人多，选择了临邛作为第二故乡。为什么呢？原来临邛当地铁矿丰富，而卓氏掌握先进的冶铁技术，在临邛，卓氏如鱼得水，开起了铁矿厂，不断累积财富，“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卓家有仆人千余，在生活享乐方面和一方诸侯没有多少分别。

　　一幕爱情轻喜剧 司马迁暗示这是相如自导自演

　　王吉拜访司马相如却屡遭拒绝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临邛城内传得沸沸扬扬，人们纷纷猜测司马相如到底何许人也，怎会得到县令的如此厚待。卓王孙听说县令来了贵客，便置办了酒席，宴请县令和相如，当然少不了邀请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作陪。到了宴请当日，县令准时到了，宾客们也都到了，唯独相如迟迟未到。按理说，一个穷困之人受到当地富商的盛情邀请，应是早早当场，感恩戴德不已。没想到相如根本不给面子。中午时分，卓王孙又派人去请，相如推脱身体不适，再次拒绝了。

　　接下来又是颇具戏剧性的一幕：相如不来，筵席开还是不开？卓王孙十分尴尬。卓王孙劝县令，结果王吉说相如未到，我怎敢举杯动箸。局面眼看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县令说我亲自去请吧。在王吉的一再央求下，相如才勉强来了。《史记》写相如出现时的人气，用了四个字，“一坐尽倾”！所有人都被相如的风采吸引、折服了！这“两司马”都是了不得，一个演得好，一个写得好！

　　宴席终于开始了，只见推杯问盏，觥筹交错，好不热闹。喝到酣畅之时，王吉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琴，对相如说，我听说您喜好弹琴，今天请给我个薄面，弹上一曲。相如只好答应，所弹曲目名为《凤求凰》。琴音起处，在这场相如自导自演的爱情轻喜剧中，女一号卓文君从历史的大幕背后含蓄地出场了。卓文君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她爱好音乐，是个地道的文艺女青年，不幸的是夫君病逝，恰在娘家度日。

　　文君偷偷地欣赏着这位久闻其名的相如，只见相如玉树临风，一表人才。连男人都为之倾倒的男人，又怎能不打动妙龄女子那一颗柔软的心呢！静听琴声，若有所悟。文君内心喜好相如，但又担心自己配不上相如，因为她毕竟是个寡妇。就在文君踌躇之时，相如给她的丫鬟送了份厚礼，请代为转达爱慕之情，这才有了“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也就是说，卓文君半夜偷偷和司马相如私奔到了成都。

　　其实，从故弄玄虚、欲擒故纵、尽显风流到终成眷属，都是相如事先筹划好的。司马迁担心后世读者忽略了这个细节，第二次使用了“缪”字，写道：“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至此事情已然明白。相如与文君成就了古代文人骚客关于爱情的一段悠长的回味，关于这以后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