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晚报刊发系列介绍蜀学的文章，其中涉及了古蜀文明对后世的影响。省文史馆谢桃坊先生在撰文论述蜀学的性质与文化渊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时，从蜀学研究的角度表述了对古蜀历史真伪的看法，我们将之进行了编撰整理，作为一家之言予以介绍，期待由此引起更多读者对成都、对家乡历史文化的兴趣，并推进思考和研究。

　　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出现了“古史辨”学派，以科学的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看待上古历史和辨析相关史料。中国历史的起点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中华民族是否有五千年的文明?都已有定论。从近世甲骨文字的发现，可以考知殷商王朝的世系，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纪年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自此中国历史始有准确的年代。因此在殷商王朝以前的历史是属于神话传说性质，并非信史。由此，我们回顾巴蜀古代的历史，便不至于将神话传说与信史混淆起来。

　　文献中关于“蜀”的记载出现较晚

　　扬雄《蜀王本纪》

　　是模仿古代文体和典籍

　　“蜀”字的出现很早，在殷墟卜辞（甲骨文）中“蜀”字有十一条，如“蜀受年”“征蜀”。可惜，此“蜀”乃在鲁地。《春秋左传》宣公十八年“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所以关于近年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伐蜀”“克蜀”等字，近人也认为皆在鲁地。文献中关于巴蜀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卷七O《张仪列传》：“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於秦。秦惠王欲发兵伐蜀。”司马贞《索隐》云：“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史记》之《秦本纪》和《张仪列传》记述秦灭蜀之史事极为简略，并未提到蜀王为谁。

　　最早专门述说蜀地历史的，是汉代出身蜀地的著名人物扬雄。他作《蜀王本纪》，拟构了蜀王的世系。《蜀王本纪》早佚，今存两则重要佚文是：“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文选》卷四《蜀都赋》刘逵注引)“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见、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凡四千岁。”(《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

　　第一则佚文引用的时间较早，文意完整连贯，第二则为宋人转录，有错字和脱落。这些记载看来言之凿凿，但后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扬雄模仿古代文体和典籍的叙述方式进行撰著，这是扬雄的一种习惯。他模仿司马迁的《五帝本纪》而写了《蜀王本纪》，但司马迁叙述了关于“五帝”的传闻后从史学的角度表示了怀疑，扬雄是否在叙述蜀王故事之后表示学者的怀疑呢?可惜因其散佚而不可知了。

　　扬雄所排列的蜀王世系的根据是什么?此前历史文献中并无这个世系及蜀王名称；那么他是根据巴蜀故老的口述史料?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秦灭蜀至西汉末已历三百余年，巴蜀土著早已不存，而当时的“故老”已是中原的移民，他们怎么会知道古蜀茫昧的世系。因此，这个蜀王世系当是出自扬雄的杜撰。如果真如他所说“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则巴蜀的历史早于中国的“五帝”了。

　　《华阳国志》引用了扬雄的说法

　　但作者常璩比较谨慎

　　自己是表示怀疑的

　　今存《蜀王本纪》佚文尚有关于古蜀的故事，如《文选》卷十五《思玄赋》李善注引：“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荆地有死人名鳖令，其尸亡，随江水上至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令为相，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而去。”关于秦伐蜀，《艺文类聚》卷九四引《蜀王本纪》云：“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这两则记述，都是很有名的。显然，前者死人顺江而上成为蜀地的高官，属超自然的神话；后者讲了个秦惠王用“会便金的石牛”忽悠蜀王，诱使蜀王自己派出大量人力和五丁力士拉石牛回成都，形成“金牛道”，使得秦军方便地顺着这条道攻入蜀国的故事，属怪异的传奇故事，均不足为信。

　　常璩依据《蜀王本纪》等资料在《华阳国志·蜀志》里将蜀王世系表述为：蜀之立国始于人皇，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医，封其支庶于蜀；春秋时蜀侯蚕丛称王，次为柏灌，继为鱼凫，至杜字号称蜀主，教民务农；七国称王，杜宇称帝，是为望帝，禅位于开明；开明号丛帝……

　　常璩在记述中插入了扬雄讲的许多神话，但实际上他对这些故事是持否定与怀疑态度的，他在《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对这些神话一一进行了辨伪和质疑：“……(斜)谷道之通久矣，而说者以为蜀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自古以来，未闻死者能更生当世；或遇有之，则为怪异，子所不言，况能为帝王乎?……子鹃鸟今云是隽，或曰嶲周，四海有之，何必在蜀?”

　　因此蜀王世系等事，我们应该视为神话传说。扬雄所拟的蜀王世系是无根据的，但他以为古蜀社会“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这一判断较符合实际。古蜀保存着初民的部族习惯，语言特殊，没有货币，没有创造文字，没有礼乐制度，是一个蒙昧的社会。无论从历史文献、成都平原出土的上古文物与发现的遗址，迄今确实未发现巴蜀有自己的文字，而且也无中原的文字；“蚕丛”“鱼凫”“杜宇”来历不明，亦不可考；至今未发现存在什么姓氏，更未出现人口、生产资料、商品和消费集中的城市。

　　因此，古代巴蜀尚不具备文明社会的条件，而是处于人类社会的野蛮阶段的后期，张仪和司马错皆称之为“夷翟”。当秦国军队入侵时，它根本无法对抗文明强国而迅即彻底溃败并被彻底消灭。秦灭蜀后，古代巴蜀消失了，未留下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是文明战胜愚昧的必然结果。

　　巴蜀文化十分悠久

　　但古蜀的延续

　　尚缺证据链接

　　“巴蜀文化”本是考古学的概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成都外西白马寺的附近陆续发现了一些青铜器，抗日战争时期入蜀的考古学者在收藏家和古玩店里见到这些器物，经过勘察出土地点，以后又见到四川其它地方出土的器物，它们在形制与纹饰等方面皆具地方特色，于是引起关于它们的真伪及年代的讨论。1942年在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第三卷第七期为“巴蜀文化专号”。“巴蜀文化”的概念即源于此。近数十年间成都平原所发现的若干上古遗迹与遗物皆属于巴蜀文化。

　　此后探索巴蜀古代社会的学者们依据《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以及《水经注》和地方志等资料，以拟构蜀王十二世的世系，论证其各阶段的社会发展性质，划分各王朝的历史时期，考察其疆域，再以蜀地近世出土之文物与发现的远古遗址，做种种联想比附，有人以为古蜀王国已经是一个在中央集权统治之下的高度复杂的分层社会，已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城市和结构复杂的宫殿，而某些器物图纹符号即是巴蜀古文字，其社会已达相当高度的文明程度了。可是这些是出自想象、猜测或推论，因其所据之文献不可靠，考古材料的比附缺乏坚实的基础，以致诸种结论远离了古代巴蜀社会的真实。

　　进入当代，强调区域文化建设，于是，一些学者遂将“巴蜀文化”概念的原有性质改变，扩展其外延，丰富其内涵，推拟出一条从古代巴蜀社会到四川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链条，认为它是古代巴蜀的延续，从未中断过，并末因秦以来汉文化的融入而消失；巴蜀文化从采集和狩猎时代到农耕时代积累了文明因素，以优越的农耕文明融入汉文化，但又延续和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地域特色。按这种说法，巴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四千五百余年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绵延到现代化时期。

　　但这是从地域观念的自我认定，其间缺乏坚实的证据链接。（来源：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