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宜，出生于台湾云林县，曾担任《时报周刊》《中国时报》资深记者，作品先后获得台湾新闻界最大的两个奖项。2000年，张平宜放弃了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投身四川凉山一个麻风康复村的教育事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2011年，获民政部“第六届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行为楷模称号；2012年2月，获评“2011感动中国人物”。

　　张平宜最后说，“很多人问我，你成了感动中国人物，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天啦，10年的青春岁月。”29日这天，50岁出头的张平宜做客道德讲坛，一登场就赢来台下赞叹——“好年轻！”这个台湾女人以常人想象不到的勇气，面对我们不敢直面的疾病、苦难、贫穷和肮脏，在凉山大营盘村坚守麻风病人子女教育12年，作为四川人我要向她深深鞠躬。

　　她曾是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年薪百万；她自己说，她的家是一栋4层的依山别墅，有一个佣人。这个有着很好艺术修养的女人，把家里的每一处都布置得很优雅，过着优越的生活。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原本打算辞职当专职太太，可是当她最后一次采访——跟国际救援组织到凉山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后，一切改变。“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自己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她说。

　　原来那些逛街、喝下午茶的日子，如今只能放在记忆里了。这个不曾下过厨的太太，已经能在大营盘给一百多个孩子做午餐，她甚至将咖喱、麻油鸡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尝过的食物，带到了大山里的食堂。

　　张平宜说，她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采访中，她常常提到自己的命运是被某种力量牵引前进，包括在她即将辞职时对麻风村的采访，“老天爷让我不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有缘成为300个孩子的妈妈，这是冥冥中老天爷交付给我的命运，在这片大山里，我似乎背负着某种使命。”

　　我欣赏她的一句话：“最开始，我将自己的动机解释为一种最朴素的母性；但现在的长期愿望是，让麻风村的孩子能更尊严地生活，更正常地融入社会。”

　　实录

　　麻风村孩子融入社会的希望之路

　　今天是假日，你们都是牺牲了跟家人去郊外游玩的时间来听我的故事，所以第一个先谢谢你们。

　　进入麻风村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我们的故事叫爱的长征，就是我跟凉山大营盘的孩子的故事。大营盘有另外一个名字，以前没有正式名称的时候它叫康复村，就是我们说的麻风村。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清楚麻风病，麻风病已经困扰人类非常久了，早年因为不知道麻风病的传染途径，一般是把麻风病人集中隔离起来，这就是很多麻风村跟麻风疗养院的由来。

　　很多人会好奇，你为什么对这样的议题感兴趣？其实一切都是因缘。台湾有一个乐生疗养院要拆迁，那时候我怀第二个小孩九个月，要生产了，一个老神父跑来找我，要我报道那些麻风病人的故事。当时大家对于麻风病的了解就是麻风病会传染，麻风病人看起来有点可怕。虽然我有记者的好奇，但这样的议题对我这个要当妈妈的人来说，还是考虑了很久。那个神父来找了我三次，告诉我真的没有人愿意报道这个议题，我心中莫名的正义感出来了，我说好吧，我去。生产完后三个月，我就想去内地走走，看看那里的麻风病患者。

　　2000年，我进入四川凉山，6天跑了12个麻风村。我记得在雷波看到一位老人，麻风病发作，他痛得不行，一直哎哎叫，希望我能给他一点去痛片。我带医生去为他就诊。他告诉我他寻死过好几次，上过吊，一直没死成。我忘不了那个老人。

　　我还忘不了在德昌看到的那个妈妈。她的脚断了，用布缠起来，因为麻风病会破坏末梢神经。她同我讲话的时候脚周边飞满了苍蝇。她告诉我她有个儿子，是当时麻风村里在外面读书的三个小孩之一，她的儿子是个三好学生，但他在外面读书是隐瞒了麻风村人的身份。然后她告诉我说无论怎么苦，一定要省出钱来给儿子买块肥皂，让他洗干净去上学。

　　进到美姑，我吓着了，一些麻风病老人拖着残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过来，我真的是节节往后退。我永远没办法忘记那些画面。第一次上凉山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好几天没洗澡。回到昆明机场，我终于能好好地洗一把脸了，看着镜子里的我，我说再也不想上凉山了。但是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你留下来

　　我去筹钱盖一所新学校

　　回台北以后我忘不了那些老人，更忘不了那些孩子。在昭觉麻风村，我们杀了猪请病人吃饭，统计大约100个，可是怎么来了500人？后来才知道麻风村的孩子那么多，麻风病人是要造册的，但是孩子连造册的权利都没有，他们没有户口，只能吃父母的口粮。那些孩子整个手是黑的，饿了就挖地里的土豆吃，八月天穿着厚重的衣服，有的不穿衣服。看你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空洞的，那种空洞没有一点文明的迹象。麻风村没水没电，只能刀耕火种。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如果说老人生活的时代比较悲哀，没有赶上好的医疗措施，可这些孩子怎么办？我认为麻风村会消灭，麻风病人会凋零，可是这群孩子必须回到社会，因为他们是健康的。麻风病被证实不会遗传，我们后来调查村里的孩子99%是健康的，可是村里没有一个孩子读书，因为他们没有身份，他们也出不了麻风村。

　　回台北之后我想了很多，我当了12年记者，拿了两个采访奖，我还能做些什么？怎么能让这些孩子回到社会上来？长期被隔离，他们是第三代人了。我觉得让这些孩子回到社会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书，教育是麻风村通向社会的希望之路，我愿意替孩子们寻找这个小小的希望，这是我又回到凉山的最大缘由。

　　我第一次去麻风村时没有一个学校，后来听说有一所叫大营盘，就在越西县。我十万火急从台湾收拾行囊飞到越西。那时是12月底，我第一次到了越西，第一次看到大营盘的孩子。两间土房子快倒了，学校的招牌都被偷了，七八十个小孩，每个人看着我，没一个孩子会讲普通话。孩子们的脸都很脏，脏到只能看见两颗眼珠子。

　　然后我碰到王文福老师。王老师代课12年，他说，张小姐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下个月要去卖水果了。他的工资一个月24块钱。我说，王老师您不可以走，因为学校虽然破旧，学校虽然12年来没出过一个毕业生，可它是我们凉山麻风村唯一的一所公办小学。我觉得这个王老师真够神奇，因为只有一个老师两间教室，他一个人最多教到四年级。如果连这所学校都垮了，我不知道这些在麻风病阴影下的孩子还有什么希望。我向王老师许诺：你留下来，我去筹钱盖一所新学校。这是我给自己许的第一个心愿。

　　等了一年，最后是我催来了第二位教师。麻风村，谁愿意来教书啊？我对当地有关部门说，你不给我老师，我就不回去。就这样慢慢地要老师，到现在要来了17个公办老师。

　　放心去飞

　　大营盘小学的毕业歌

　　2002年，就像我承诺的那样，新的教学楼在大营盘落地生根。我在台湾写文章募款，到处演讲、卖书，或者带着丈夫每月给的1万元新台币零花钱坐出租车，去说服潜在的资助者。然后带着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回到大营盘当新学校的监工，而我的命运，也和大营盘连在一起了。2003年我辞了百万年薪的工作，办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做大营盘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

　　虽然开始我们语言不通，可是我觉得人很奇怪，你爱不爱这群孩子他知道。教他洗脸、刷牙、洗澡，有时候我严苛了一点，因为我有都市女孩的小洁癖。我跟他们讲，30厘米内，不要让我闻到异味。孩子们不习惯洗澡。后来我发现自己也没有水洗澡，就不敢讲30厘米了，我也慢慢大营盘化了。孩子们知道你是爱他的，他们说，张阿姨，就像妈妈一样，我熟悉每一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脾气秉性，比如依伙克古，只有5岁，是最认真的旁听生，他喜欢上学，因为在学校能见到爸爸依伙布都，这个22岁的爸爸，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

　　因此与家长“抢孩子”， 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们拼了老命寻求一条希望的道路，有人走过来了，有人怎么就中途跑了呢？因为山里的习惯，孩子大了要回家去放羊、种地，还要对付娃娃亲，我只要发现一个孩子消失了，就会跑到孩子家，我会跟家长吵架，胁迫家长让孩子回来读书。

　　我这么多年从台湾飞成都转西昌，再坐车，走三个小时到越西，经过层层山路绕来绕去，再到大营盘。我这十几年跑了一百多趟，纯粹是因为我跟孩子的情感。当你认真去爱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就不再是一个名字，不再是一个数字，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当你叫阿贝拉起来，这个笑脸就出来了。我不是很勇敢，没有很伟大的情操，我只是对孩子有一分爱。

　　我的第一个梦，就是把大营盘建成一个完全小学，培养出第一届毕业生。这个梦在2005年7月29号实现了。之前我们拍了很多村民的照片，拍了很多孩子的照片，他们不会想到去照镜子，从来没看过自己长什么样。在2005年7月29号那个晚上，学校18年来第一个毕业典礼举行，第一届毕业生有16个。现在已经有100多个了。那天我用一个很简短的影片，架了一个投影机，投在我们学校的墙壁上，让大家分享。我用了两首小虎队的歌，没有经过小虎队的同意，其中《放心去飞》变成大营盘小学的毕业歌，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会唱。

　　有身份了

　　他们第一次跨出凉山

　　小学毕业典礼了，接下来要做什么？我的第二个梦是中学。因为孩子们必须每天走3个半小时路去县里读中学。对麻风病人子女的偏见还没有消除，孩子们住校不能被批准。我咬咬牙，好，那我们来盖一所中学。第三个梦，我希望光纤能够到学校，让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当时大家跟我讲是做梦，特别是第三个梦，很难实现。可当我拿到“感动中国奖”后，回到大营盘他们告诉我，光纤通了，我们可以上网了。我觉得很多事情很神奇，发生在这个曾被遗忘的角落里的故事，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缩影。

　　可是一旦抛开孩子带来的成就感，我们面对的总是非常具体的困境。大营盘周边没有水源，当地政府做了引水工程后，坦白说到现在水还是不稳定，有时候停水长达一个礼拜。比较难的是台湾来的义工，那天我一个朋友来，我跟他说学校没水了，他说没问题，我买一箱矿泉水上去。我说你还是没水洗澡。他说没关系，我用两瓶水洗澡，洗完这两瓶水还可以冲厕所。我说你真的了不起。

　　回到台北，如果没水没电我可能要疯了，可是在大营盘，我发现没水没电我一样有方法过下来，我常常说这十几年对我来讲也是自我改造的过程。我们也尝试做水，2009年我从台湾请来一个水利专家，运来一根根水管，用了50万人民币建成一个个水窖，把水全部储存起来，如果停水，可以保证学生一个礼拜开饭没有问题。

　　2005年，我们帮助大营盘争取成为一个正式的行政村。就是以后不叫做麻风村了，叫大营盘村。当时我们联系中央电视台，对凉山麻风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麻风村通常什么都没有，没有行政村的地位，所以拿不到政府的资源。然后政府进去做了人口普查，村民和孩子们都办了身份证。

　　村民们很可爱，他一辈子习惯没有身份证，我叫他去照相，说你可以办身份证了。他说不要。我说为什么？照一张照片办一个户口要100多块钱，他说我不要照。我说不行，你还是要拿个身份才是正式公民，有了身份，孩子们可以走出去打工、坐飞机去旅行。他说好吧。去照相，一辈子没照过相，吓都吓死了，每张照片都瞎了，一照眼睛就闭起来，照了好几次。

　　为了让这些麻风病人的孩子能正常融入社会，我又让在青岛开办工厂的弟弟，为想要外出打工的学生提供职业培训。现在大营盘村的孩子们，已经第一次跨出凉山，第一次搭飞机，到了我们在青岛的职训中心。我勉励他们，必须跟这个社会接轨，在外部社会可能还没有完全接纳你之前，你可能也会跌倒，但你要学会站起来。